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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的國際仲裁
                訪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主席加布里埃爾·考夫曼-科勒
                發布時間:2020-04-28 10:35 星期二
                來源:法制日報

                 □ 毛曉飛

                 加布里埃爾·考夫曼-科勒(Gabrielle Kaufmann-Kohler)女士,瑞士籍,日內瓦大學法學院榮譽教授,現任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簡稱ICCA)主席。ICCA是一個致力于推動和改善國際仲裁、調解及其他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方式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其兩年一度的大會被視為國際仲裁領域最高級別的定期研討活動。ICCA第17屆大會曾于2004年在北京召開。原定今年5月在英國愛丁堡舉行的第25屆大會,因疫情緣故暫時推遲到2021年2月。

                加布里埃爾·考夫曼-科勒作為國際著名仲裁員和仲裁律師,曾辦過數百起仲裁案件,深度參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第二工作組關于投資仲裁透明度的工作,及第三工作組關于投資人與國家間仲裁改革的工作。2018年,她受邀成為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專家委員會委員。

                每次仲裁都是一個新故事

                 

                毛曉飛:你是如何涉足國際仲裁領域的?

                考夫曼-科勒:我在博士學習階段就選擇了國際私法方向,因為它不僅涉及單一法域,同時也是跨越國界的,面向世界的。畢業后,我從事法律實踐工作,發現國際仲裁與我的興趣最相符,就爭取盡量多地承辦仲裁案件,逐漸積累經驗,樹立自己的職業聲譽。

                毛曉飛:對你來說,國際仲裁的最大魅力與挑戰是什么?

                考夫曼-科勒:對我來說,每個仲裁案件都是一個嶄新的故事,一個關于人、地方、經濟、技術、科學、法律問題的新故事。仲裁之所以讓我著迷,還在于仲裁參與者之間的合作,雖然各自有著不同的文化和法律背景,也常常觀點對立,但參與者都要向一個共同目標努力,那就是解決糾紛。

                在國際仲裁中,如果是作為首席仲裁員,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一方面要確保程序有效推進;另一方面要讓各方都有被充分聽取意見的感覺。此外,協調仲裁庭的其他成員有時也是一個挑戰。當然,所有這些都使每一次仲裁成為令人著迷的探險。

                ICCA有出版會議兩大活動

                 

                毛曉飛:ICCA成立于1969年,現在已成為推動國際仲裁及其他國際糾紛解決機制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組織,你作為ICCA主席,主要職責是什么?

                考夫曼-科勒:其實,我的工作有點像是CEO,主要負責管委會的重要決議。我們有一個專門的執行機構,由4名成員組成,外加一個精干的工作團隊。ICCA的辦公室就設在海牙和平宮里。ICCA主要有兩個活動,一個是出版;另一個是舉辦會議。每年我們都會推出多種出版物,有專題的,也有與會議相關的。

                ICCA剛剛經歷了一個轉型,從原來由40人組成的理事會轉變為一個會員組織,現在全球的會員大概有1000人。我們希望還能夠繼續擴大,這樣就可以開展更多的活動。ICCA現在有專門負責《紐約公約》(全稱為《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適用、第三方資助、損害賠償、網絡安全、數據保護以及仲裁司法等不同的任務小組。這些任務小組主要由理事會成員和一般會員組成,再與其他一些大學或機構聯合組織相關研究活動。

                由于國際仲裁中可討論的議題非常多,我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進行篩選。比如,有關“仲裁與破產”的議題,就我個人而言,非常有興趣去研究,但目前看來這個議題并不是最重要的,就暫時把它擱置了。我們選擇了如“稅務與仲裁”這樣的議題,因為這種議題在實踐中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

                毛曉飛:2020年的ICCA大會原計劃于今年5月在英國的愛丁堡舉行,后因為疫情的緣故,現推遲到了2021年2月。這次會議主題定為“仲裁的啟蒙時代”,有何深意?

                考夫曼-科勒:大會選擇在愛丁堡開,是因為蘇格蘭曾經在啟蒙時代對于仲裁的發展起到過重要作用。選擇這個題目,是為了從歷史角度突出仲裁的成就,同時探討仲裁的現在與未來。可以說,仲裁在全球范圍內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現在特別是在歐洲出現了一種對國際仲裁作為爭端解決機制的負面情緒。我們希望能夠以一種客觀的視角來看待國際仲裁,看它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同時也要看到它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如何改進現有的國際仲裁制度。

                這次會議不僅會邀請仲裁專家,還會有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比如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以及經濟學家等,來共同探討仲裁相關的問題。我感覺,有時仲裁圈的人容易自說自話,但實際上,我們需要知道其他人到底如何看待仲裁。

                毛曉飛:這次疫情對國際仲裁的未來會產生何種影響?

                考夫曼-科勒:我想,除了對社會、個人和經濟生活造成損失之外,它至少也告訴我們國際仲裁界的所有人,必須越來越多地利用可行的技術,進行更多無紙化的仲裁以及虛擬場景的聽證會。

                毛曉飛:我們看到,ICCA已經開始關注互聯網和數字經濟對國際仲裁的影響,而互聯網仲裁在中國發展也十分迅速。請問ICCA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如何?

                考夫曼-科勒:ICCA聯合其他一些機構共同成立了關于仲裁網絡安全的工作小組。我們的確意識到網絡對包括商事仲裁和投資仲裁在內的國際仲裁所形成的潛在安全風險正在日益增長,而仲裁界對此還沒有充分的認識。我很高興,這個工作組能夠迅速完成其工作并在去年發布一份議定書,為仲裁實踐提供有益的指南。此外,ICCA與國際律師協會一起成立了有關數據保護的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目前正在論證其報告,不久將會完成。

                應改變現有國際仲裁制度

                 

                毛曉飛:現在經常有關于國際仲裁費用貴、耗時長等的批評聲音,你是否也認為國際仲裁制度需要改革呢?

                考夫曼-科勒:國際仲裁界一度對有關國際仲裁的批評采取了比較抵觸的態度,仿佛覺得自己受到了“攻擊”,多年來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其實沒有必要有這種想法,因為國際仲裁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已盡力做到了自己所能達到的高度。從根本上而言,現有國際仲裁制度是國家的選擇,譬如,在投資保護協定中,國家選擇了與投資人發生爭端時的仲裁方式。但是,國際仲裁存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改變。國際仲裁是在后殖民時代發展起來的一種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從殖民地獨立的國家以及一些新興國家會對該制度產生某種批評與懷疑。況且,在過去的很多年里,世界經濟與政治力量已經發生了轉移。既然外部環境發生了改變,現有制度也應有所改變。

                毛曉飛:國際投資仲裁是當下國際仲裁改革的一個重點,你作為國際投資仲裁領域的專家,對此有何看法?

                考夫曼-科勒:現在國際投資仲裁改革中有兩條“戰線”:一條是國家與國家間就投資保護協定的重新談判;另一條是在多邊框架下的投資仲裁改革。

                首先,就國家間的投資保護協定而言,不少國家已經非常關注在雙邊協定中就一些重要概念予以明晰,提高投資保護協議實體內容的確定性,減少國際投資仲裁標準模糊和裁決缺乏一致性的問題。歐盟與加拿大的投資保護協定中就有對“最惠國待遇”的界定,它明確在該協議項下最惠國待遇條款不會用于仲裁的程序事項。

                其次,在多邊框架之下,如聯合國貿法會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論壇,許多成員國可以參與到國際投資仲裁改革中,最終的決定由成員國作出。當然,這個多邊的國際投資仲裁改革方案主要集中在仲裁程序方面,因為想就實體問題改革在國家間達成一致非常困難。

                投資仲裁上訴法官選任難

                 

                毛曉飛:裁決不一致是在國際投資仲裁中被廣泛詬病的現象,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際仲裁作為糾紛解決機制的公正性與公信力,你如何看待這方面的改革?

                考夫曼-科勒:裁決不一致是國際投資仲裁面臨的重大挑戰,但國際仲裁裁決不可能做到像WTO裁決那樣的高度一致,因為投資保護協議中的措辭與表述本身就不完全相同,而WTO規則較為統一。當然,在投資保護協定中也有一些反復使用的概念和術語,有些在仲裁庭的長期實踐中有了較為統一的理解,但有些概念的解釋大相徑庭。這意味著,現行體制產生了自我矛盾的結果。

                現在已經有一些建議方案,如建立國際投資仲裁法院、確立判例制度等。此外,建立國際投資仲裁的上訴機構也受到廣泛討論。我個人覺得,如果未來的上訴機構只處理法律問題,那么它與現有的撤裁機制不會有太大差別。如果未來的上訴機構也要糾正事實認定的錯誤,無疑會增加投資仲裁程序的時間及費用,而這兩個問題現在已經讓不少人感到不滿了。這樣的話,上訴機制可能會起到反作用。事實上,即便是確立僅處理法律問題的上訴機制也非常不容易。對于世界銀行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而言,成員國必須簽訂新的議定書或者達成新的公約才能夠確立上訴機制,但這可能也只是解決了60%左右的國際投資仲裁裁決的復核問題,還有剩下40%的裁決沒有覆蓋到。上訴機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國際投資仲裁裁決不一致和投資仲裁合法性的問題,但難點是上訴法官應當如何被挑選,如何保證他們的公正性及專業性。還有,就像現在WTO所面臨的問題一樣,如何避免這些上訴法官的選任和上訴法庭的組成不會被阻撓,還存在疑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買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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