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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議不能歧視疫區居民的科學和法治原理
                發布時間:2020-04-29 20:30 星期三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 郝鐵川

                不能歧視疫區居民,這已成為當今人類社會的共識。所以然者何?這一點未必人人皆知。

                第一,疫區居民以其財產、健康甚至是生命方面的極大犧牲,為人類戰勝首次遇到的疾病提供了必要的經驗,從不知到已知,使人類最終研制出戰勝疾病的特效藥品和疫苗,推動了人類文明的延續和進步。

                像新冠肺炎這樣人類首次遇到的疾病,雖然首先發生在一部分人身上,出現在某一地區,但它卻是整個人類共同的敵人,它損害的是整個人類的健康和生命,是全人類生存和發展所無法避免且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因此,疫區政府和居民的抗疫實踐,是人類戰勝這種疾病的先行實踐,由于開始人類對此種疾病的無知,疫區居民難以避免“以身試病”,成為人類研究這種疾病的病理對象,非疫區的人們應該明白,疫區居民是在為當代人類最終戰勝這一疾病而付出了努力和犧牲。

                例如,人人都希望自己生育的寶寶是健康和聰明的,但為什么有些人卻會生育出先天智力殘疾的嬰兒?通過對無數智力殘疾嬰兒的研究,科學家們才大體發現,以下五種因素引發了兒童智力的殘疾。一是煙酒的禍害。煙中尼古丁有減少性激素分泌和殺死精子的作用,每天吸煙超過30支的男性,其精子存活率僅為40%;飲酒也一樣,每天酒精攝入量只要達到半斤,就會造成70%的精子發育不良或喪失活動能力。這種情況下受孕而生的孩子多數生理或智力不健全。二是孕婦受到物理、化學輻射的危害。一些新婚夫婦剛結婚就住進新裝修的房子,如果新房的涂料、油漆含有過高的甲醛等化學物質,就會通過胎盤刺激胎兒。一些裝修石材含有的輻射性物質、X射線、電磁波等,對胎兒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嚴重者可造成兒童智力殘疾。三是一些孕婦和嬰兒的常見病理影響。例如,孕婦早產、難產、宮內缺氧,小兒病理性黃疸,小兒驚厥、癲癇、腦膜炎等都是造成兒童智力殘疾的重要原因。四是嬰兒爬行活動過少。在存在智力障礙的孩子中,有90%以上的孩子在嬰兒期不會爬行或爬行時間很短,而爬行是目前國際公認的預防感覺系統失調的最佳手段。五是一些家庭中的孩子一出生就托付給老人或者保姆照看,缺乏與孩子應有的交流,長此以往,嬰幼兒也容易產生自閉癥和語言障礙。

                上述引發智力殘疾的這些原因是通過許多病例才總結出來的,換句話說,正是因為許多智力殘疾人士的犧牲,才讓人類總結出了兒童智力殘疾的病因,我們才有了預防智力殘疾的種種措施。例如,開展婚姻指導,禁止近親結婚和孕期過量喝酒;對新生兒開展篩檢法和飲食療法,防止由苯丙酮尿癥引發的智力障礙;通過開展新生兒篩檢法和甲狀腺荷爾蒙替代療法,防止先天性甲狀腺機能缺乏導致的智力障礙;利用抗RH免疫球蛋白,預防嬰兒的RH疾病和黃疸所引起的智力障礙;使用麻疹疫苗防治由麻疹腦炎所引起的智力障礙;去除環境中的鉛物質或其他有害物質,減少對兒童腦部的損害。

                這次在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的實踐中,通過對許多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療,我國初步確立了連花清瘟膠囊(顆粒)、金花清感顆粒和血必凈注射液這三種藥物成為國內首批獲批新增新冠肺炎適應癥的藥物。它們均被列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此后的多版方案和對新冠肺炎病人的臨床診療中,都有它們的身影。連花清瘟是為治療“非典”(SARS)研制,而金花清感顆粒是為了應對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而研發。有中醫專家4月17日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雖然三種藥都能治療新冠肺炎,但所對應的癥狀有差別,要盡量對癥用藥。沒有癥狀、未感染新冠肺炎的市民,不要服用這些藥物,更不能通過服用這三種“治療”的藥來“預防”新冠肺炎。三種藥物新增新冠肺炎適應癥獲批,為中醫藥走向世界提供推力。在4月14日下午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司司長李昱說道,根據這三種藥在此次疫情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取得的良好效果,國家藥監局已經批準將治療新冠肺炎納入到三藥的新適應癥中。查閱說明書發現,三種中成藥的功能介紹中,均包含“清熱解毒”,適用發熱癥狀。其中,連花清瘟膠囊還主治“惡寒、肌肉酸痛、鼻塞流涕、咳嗽”等;血必凈注射液還主治喘促、心悸,感染誘發的全身炎癥等;金花清感顆粒的功能還包括“咽紅咽痛,鼻塞流涕,口渴”等。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在全面有力防控疫情的同時,積極主動同世衛組織和國際社會開展合作和信息交流,迅速分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組序列,研制成功快速檢測試劑盒,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蔓延,不僅是在對中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是在為世界公共衛生事業作貢獻。

                第二,疫區政府和居民抗擊疾病的社會措施,為人類社會防止疫情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法律是一種生活方式,法律規則大多數來源于人們的生活實踐。例如,沒有藥物致盲致聾,就沒有那么詳細的藥物應用和管理制度;沒有工業、交通事故引起的死亡和肢體殘疾,就沒有交通安全規則、安全作業規程和科學救護方法。

                疫情發生以來,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賽多次稱贊中國,“中方行動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有關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鑒”;“中國采取的從源頭上控制疫情的措施令人鼓舞,盡管付出很大代價,但為世界爭取了時間。”雖然各國國情不同,一些國家開始對武漢的封城、社區隔離等措施不可能馬上理解,但隨著他們對疫情認識的加深,慢慢也借鑒了中國的某些措施,甚至從封城走向封國。顯而易見,經過這次抗疫實踐,各國的抗疫法治將會發生變化,總體趨向進步。

                人類無法避免疫情的發生,疫情不是在世界各地同時出現的,因此,疫情先發地區客觀上成為人類探索發生這種疫情的先行者,疫區居民有可能率先成為病理研究對象,疫區政府必須率先探索防控疫情的措施,因此,疫區居民為了整個人類的文明生存要付出一定的犧牲。所以,我們對他們應樹立一種“感激與回報”的理念,而不是歧視。否則,天良何在?

                責任編輯:梁成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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